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中苏交恶，苏联撤走了援中专家，同时开始向中方催逼偿还折合人民币52亿的巨额债务。与此同时，苏美两国又在国际上多次“密谋”，威胁将对中国进行核打击。

为了尽快偿还债务，同时满足大规模的工业建设需求，国家财政压力陡增。1958年开始，国家粮食产量连续数年严重下降，最快的时候，两年时间下降了三分之一。

陈云同志当时是中财委负责人，统一主管全国的经济工作。五十年代在中央工作时，陈云曾经多次就经济问题向毛主席提出谏言，其中不乏“大胆”的建议。

比如最早的“统购统销”政策、以及通过法国向美国进口粮食、降低“大跃进”中钢产指标等，都是由陈云向毛主席建议，并得到采纳的。

以上这些问题在当年都是十分敏感的，处理不当就可能会被说成“修正主义”。但是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，陈云还是大胆提出，并得到了毛主席的肯定。

1962年，为提高粮食产量，陈云又向毛主席谏言“分田到户”，但这一提议未被接受。那么，陈云提出的建议在当时为何未能得到支持呢？这涉及到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复杂的社会经济状况。

上世纪五十年代末，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。过去因为战争，中方曾向苏方借了一大笔钱。后来两国关系恶化后，苏方催债。

中国无法全额偿还，只能拿农民生产的农产品去抵债。大量的猪肉、鸡蛋和粮食被送去还债，国内老百姓的口粮供应就十分紧张。

毛主席等中央高层打算通过公社化集中力量干大事，把粮食产量提升上去。但是没想到总路线刚实行了几个月，就出现了很多问题，其中两个比较典型的问题就是“浮夸风”与“瞒产”。

一九五八年十月份，毛主席乘坐专列到地方上考察，发现有一些地区虚报了粮食的产量，结果地方上还是“缺粮”。

为什么会“缺粮”呢？一调查，发现有的生产队成员联合起来，隐瞒了粮食的实际产量。他们担心说了真话，所有的粮食都归国家了。

针对这个情况，毛主席说：“瞒产，除了不老实，没有什么不好。隐瞒了产量，但粮食还在。思想要批判，但是对发展生产没有大的害处。虚报不好，比瞒产有危险性……”

后来的事实证明，毛主席的担忧是正确的。很多地方上的人为了邀功，故意夸大粮食的产量，导致上面拿到了虚假的数据，在决策时作出了错误的判断，给中国的农业经济带来了重大损失。

一九六二年，陈云上书毛主席的时候，国内有六亿多人口，比刚解放时多出一亿。那时耕地面积的增长速度虽然超过人口增长，较刚解放时大约多了2.12亿亩。

但是按理来说，农田增多，粮食应该是够吃的。然而，由于遭遇了罕见的自然灾害，粮食产量连续下降，到了一九六〇年，粮产量已经比一九五九年下降了530亿斤。

为什么粮食产量下降这么多呢？原来农民们对于生产的积极性降低了，他们觉得田地、生产工具及生产出的粮食都归国家所有。无论做多做少，都只能吃“大锅饭”，因此他们不愿积极参与劳动。

这时，主管经济工作的陈云到自己的家乡进行了一番考察，发现让农民们给生产队养猪，不如让他们把猪仔带回家养得好。于是，他萌生了“分田到户”的设想。

为了搞好国家的经济建设，陈云没少给毛主席提建议，且每一次的建议都十分大胆。当时毛主席在第八届七中全会上称赞陈云说：“他这个人很勇敢，犯错也勇敢，坚持真理也勇敢。”

对于陈云提出的关于钢产指标的建议，毛主席表示了认可。但是毛主席同时也表示，对于总路线的正确性，他还需要进一步观察。

陈云相信毛主席是一位实事求是的人，在国家大事上一向保持着谨慎的态度，会多方听取意见后再作决策，因此他判断这一次毛主席也会听取他的意见。

不过，当时也有很多人劝说陈云暂时不要提“分田到户”，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有人提出了“包产到户”，这二者的区别在于田产的产权问题。

“分田到户”涉及土地的再分配，而“包产到户”则是在不改变土地集体所有的情况下，将责任细分到户，由集体统一负责农田的水利兴修和劳动力的调配等问题。

事实证明，“包产到户”的办法更加合理，不过这都是后话了。陈云最初的设想是，先通过“分田到户”调动农民劳动的积极性，等粮食生产搞上去了，再实现集体化。

作为一位二十年代就参加革命的老同志，陈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以及对党的忠诚都是毋庸置疑的。他之所以提出这样的看法，主要是因为当时他作为领导国家经济工作的一把手，压力巨大。

当时中国偿还了苏联的债务后，国家又在大力搞工业建设，财政压力特别大。与此同时，国民党一直在叫嚣要反攻大陆。

一九六二年六月，《人民日报》还专门就此事进行了专题报道。“分田到户”显然更加有利于动员农民保卫土地，这也是陈云向毛主席提出这个建议的原因之一。

但是，毛主席一直都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，他坚持让中国农民走集体主义路线的想法从未动摇过。

所以毛主席认为“分田到户”的做法会让中国底层社会迅速分化，重回资本主义的老路，因此对陈云进行了严厉的批评。

“分田到户”事件之后的四年，陈云对外的身份仍然是中共中央副主席，但是他确实经历了一段赋闲在家的时光，不再直接参与政治活动。

从那之后，陈云平时都是闭门谢客，在家里学习拉二胡、弹琵琶，反倒“因祸得福”地度过了那段最敏感的时间。

一九七二年，陈云又被调回中央，协助周总理负责外贸工作，当时他又大胆地提出：要研究当代资本主义，要在游泳中学会游泳；要研究期货等经济问题，突破了“左”的思想束缚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邓小平主政，陈云继续负责改革开放初期的国家经济调整。当时国家财政出现赤字，货币发行过多，导致物价上涨。

于是，陈云在一次会议上提出在基建问题上公开表态说：

有人说我是右倾机会主义者，那我就再‘机会主义’一次。我的方案比这还要‘坏’，坏到什么都不搞，三年不搞，一毛不拔。但这样，我们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，了不起就是推迟三年发展。

陈云在主持国家经济工作时，始终从大局出发，不计较个人的得失荣辱。他以一个共产党人无私的信仰与高度的责任感，为中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和力量。

陈云曾经说：“一个愿意献身共产主义事业的共产党员，不仅应该为党在各个时期的具体任务而奋斗，而且应该确定自己为共产主义的实现而奋斗到底的革命的人生观。”

陈云的一生，正是为其信仰的实现而奋斗到底的写照。

参考资料：

《陈云与初心使命》——《中国共产党新闻网》，2018.07.18；

《正确认识毛泽东领导新中国经济建设的艰辛探索和伟大成就——纪念毛泽东诞辰130周年》——《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》，作者：李慎明，2023.12.31；

《陈云1962年提出分田到户探因》——《晋阳学刊》，作者：张金才，2021.05.25；